怀念李春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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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一篇文章说到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等人给邓小平写信,要求中央音乐学院扩大招生,没说李春光是什么人。其实,他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。

1981年,钢琴家傅聪回国演奏,《人民日报》发了广告后,突然停止,一些报刊记者原定对他的采访也突然取消。原来,是中央党校高级班一学员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信,认为傅聪是“叛逃者”,对报纸广告词称他为“先生”表示愤慨。胡耀邦作了批示,意思是演奏会开了也就开了,这样“大肆宣扬,真是荒唐!”

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和傅聪是相识不久的朋友,他听到这个情况,连夜起草了一封给胡耀邦的信,说:春节前后,我先后两次同傅聪长谈。我觉得有责任把我知道的情况说一说,或有助于澄清一些误解和偏见,对各方面有点益处。

促使傅聪出走的直接原因,是他的父亲,著名作家、翻译家傅雷被打成“右派”。同时,他本人也在一九五七年留学生归国学习期间,受到重点批判。一九五七年初,傅雷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会议,听了毛主席的讲话,兴奋莫名,夜不成眠。他觉得,在毛主席领导的这样一个党面前,是无话不可以讲的,是应当“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”的。他睡梦里也不曾料到,他竟会因此变成一个“反党反社会主义”的“右派”。傅聪说:我即将毕业回国,我知道,等待我的,将是父子互相揭发、批判。对于两个自尊心很强,绝不肯违心地讲话、行事的人来说,这实在太难堪了!果真如此,前年就不是给我父亲一个人开追悼会了,很可能是开父子追悼会。他沉重地说:实在是逼上梁山。我当时确实预感到国家可能要走上一条吉凶难测的路。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。我是在极度痛苦和失望中走的。

傅聪出走后,1965年加入了英国籍。他说:这完全是为了生计。拿着中国护照,许多地方不准我演出。弄得我没有办法生活。傅雷得知此事后,非常生气,同他断绝了通信。直到半年后,他的岳父梅纽因写信多方解释、劝说,傅雷才同他恢复了通信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傅聪看到了新的希望。1979年,他主动向我赴英艺术教育考察团要求回国做一点工作,考察团的同志告诉他国内条件还很艰苦。他说:我不怕,我一定要回去,什么苦我都能吃。

傅聪三次回国教学、演奏,无论学识、修养还是工作态度,都得到好评,受到赞扬。为他开车的司机说:这个专家很老实,每天就是上学校练琴、教课。星期天也不休息。商店、公园一次都没去过。离京赴沪的当天上午,他仍像平日一样到学校练琴。

谈到我们学校许多天赋很好的学生时,他说:他们都是非常之好的材料,但是往往只能发展到某一个限度。他告诉我,他父亲曾对他说:你首先要做一个人,然后才谈得到做艺术家。他认为许多学生不懂得这个道理,一味热衷于技术,热衷于国际比赛,说穿了还是热衷于狭隘的个人名利,很少去思考做一个什么样的人,为什么目的去学习音乐,心地很狭窄。这样的人,在艺术上的发展只能是很有限的。问题在于有些教师和领导人好像也喜欢这样,因为容易出“成绩”。他还认为我们的某些艺术创作、表演中存在盲目崇拜、模仿外国的庸俗倾向,搞得非常浅薄。

一月三十日,《北京晚报》关于傅聪同中央乐团合作演出的报道,从原稿中把傅聪的名字全删掉了,但保留了同台演出的美国指挥家、乐团独唱演员的名字。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。在北京期间,特别是后期,有的同志对他态度有点冷淡,尤其是有的记者,对他先热后冷,使他觉得伤心。我想,这样一个人,又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时间,是理应获得谅解的。

李春光说,我感到应当使更多的人知道傅聪的真实情况,澄清一些误解和偏见。如果在许多人心目中,傅聪始终是一个抛弃祖国、背叛人民的“叛逃者”,那么,我们像现在这样热情地邀他回来讲学、演出,自然会使人感到是很没有原则的。

李春光把信写好,第二天早上就送给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赵渢。赵渢说:你信中材料是准确的,但是不要提耀邦批示,那是内部的东西,你何以知之?更不要去批评耀邦。你把那些话统统删掉吧。李春光说:不必删。据我所知,耀邦是可以批评,而且是欢迎批评的。如果你的批评合事实,有道理,他不会生气,反而会高兴。

当天中午,李春光骑自行车来到中南海东门,把信交给一位秘书,并说:这是一个急件,请求尽快送达。下午两点,胡耀邦就读到了。他说:这件事要想个办法妥善处理,并写了一段批语。大意说:傅聪出走,情有可原。出走之后,没有做损害祖国的事。他在国外刻苦钻研业务,回国演出、讲学受到欢迎。对他,要体谅,要爱护,要关心。他在国外生活似不甚富裕,回来演出、讲学,要给一点报酬。要派一个人去同他谈一谈,以表示社会主义祖国的慈母心肠。

两三天后,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的秘书打电话把胡耀邦批示的内容告诉李春光,并说,决定派吴祖强立即去上海看望傅聪。后来,周巍峙又请傅聪吃饭,询问有什么事需要帮助。傅聪说,黄宾虹送给父亲的书画,他想带几幅去英国,海关不准。周巍峙于是同外事部门联系,使之放行。

李春光虽然只是一个青年教师,但影响很大。1975年夏天,他曾就电影《创业》问题贴过一张批判于会咏的大字报,引起过毛泽东、邓小平的关注。打倒四人帮以后,他为朝野刮目相看。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。他率先提出恢复《国歌》田汉原词的意见。他还说,《社会主义好》这首歌的背景是“反右派”,其特定的历史印记是改不掉的,艺术上也不高明,词、曲都显得空洞、粗糙。电视台天天播放,源自耀邦提倡。我们应该把这些情况告诉他,以期有所改变。当时担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接受了他的意见。

1990年代,郑仲兵介绍我到李春光家生拜访,我和他虽然只一次交往,但谈得十分投机。

2017年6月30日,因遭遇交通事故,李春光先生在美国堪萨斯州与世长辞,时年77岁。李春光的仗义执言,胡耀邦的虚怀若谷,都是中国当代政治生活中稀缺的品质。值得永远怀念。

(丁东小群微信公众号)